食品价格通胀：十大影响

宏利投资管理亚洲宏观策略主管 Sue Trinh

关键点

• 我们预计，要求对经济和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应对长期饥饿问题的呼声将会越来越高，这些改革包括财富和权力经济的重新分配。
• 最易受粮食短缺影响的经济体将会加大力度保障其粮食来源，从而可能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 我们早前的分析显示，一旦发生粮食危机，新兴市场可能比发达市场更易受到影响，而中美两国则处于脆弱性频谱的两端¹。
• 相对于其他地区，亚洲更易受到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

 趋势日益显著

对于经济体内部和各经济体之间而言，食品的实际价格上涨将会形成沉重的倒退压力，造成显而易见的冲击。在当前的宏观环境下，全球GDP增速长期低于趋势水平、主要央行相继加息，全球粮食危机恶化对经济的影响无异是雪上加霜。截至今年8月，出口限制对全球贸易的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已高于新冠肺炎疫情及2007/2008年亚洲食品价格危机之后的水平。目前来看，这股趋势似乎难以在短期内逆转。 

食品价格飙涨并不是暂时现象：能源和肥料价格（食品生产的两个关键元素）从2020年12月起一直稳步上涨。以欧洲天然气为例，其价格在2020年12月至2022年8月期间上涨了超过10倍，而用于生产肥料的磷矿石成本则增加了三倍多。全球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食品类别大幅上升，并不令人意外：截至今年8月，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全年食品价格通胀分别平均上升了10.2%和14.2%。

食品价格飙涨源于多项因素：

• 恶劣天气和疾病
  美国和巴西旱灾、中国2021年暴雨以及印度炎热天气均导致2022年的农作物产量减少。禽流感的严重爆发和非洲猪瘟带来的长期影响，也导致了全球蛋白质供应趋紧。
• 新冠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还未消散
  主要港口在疫情期间关闭已造成大量贸易中断。同样，农业非常依赖的移民人口尚未恢复到疫前水平，全球多个地区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因而恶化。
• 能源价格通胀
  食品价格上升与能源价格上涨高度相关，因为后者会增加运输、机械和肥料等农业生产成本，因其加工过程非常耗能。
• 俄乌冲突及其对农产品和能源商品价格的直接影响
  鉴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现货市场都担当重要角色，特别是能源、肥料与谷物，因此俄乌冲突对大宗商品市场造成重大打击。不过，市场受到的打击并不限于物理上的封锁：我们也要考虑产能（例如农田与设备）遭到破坏，以及贸易融资和付款渠道受限所造成的影响。
• 投机泡沫
  随着时间推移，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投机资本流和囤积情况显著增加，导致与供需基本面相对应的价格涨幅较大，也造成食品价格出现了不必要的波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自今年2月以来，谷物和油籽期货的非商业（投机）仓盘增幅已经明显高于商业仓盘（持作对冲目的）。投机仓盘对商业仓盘的比率已经比长期平均值高出一个标准差，现在处于与过去严重粮食危机类似的水平。以欧洲基准法国巴黎泛欧交易所“制粉小麦”非商业长仓为例，其占比从2018年5月仅占总长仓的18%，急升至2022年6月底的69%²。

食品价格上涨和供应短缺加剧所造成的影响

显而易见，食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会对全球经济造成深远影响。本文将从十个方面重点分析其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

1 压缩收入和可支配开支

在发达经济体（日本除外）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篮子中，食品占比约为14%，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则约占24%³。这类开支以刚性需求为主（即需求相对上不太会受到价格变动的影响，食品价格通胀上升将蚕食消费者在可支配/非必需商品方面的开支，因消费者设法在较高的价格水平维持消费），这种情况肯定不利于经济增长。在目前节点，大多数国家的食品价格通胀高于整体通胀。

2 引发食品危机

食品价格通胀飙升和相应的粮食短缺问题，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加剧了对收入分配和粮食安全的担忧。在极端情况下，部分经济体的人口可能会饱受饥饿困扰，儿童不得不承受营养不良所带来无法挽回的恶果；马达加斯加的长期粮食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此外，政局也可能出现动荡，过往曾经发生类似情况；例如2010年/2011年在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之春”；2007年/2008年的亚洲粮食危机；以及最近的斯里兰卡危机，导致当地政府在今年5月倒台。

3 资源民族主义

部分政府已经将保护粮食供应视作日益重要的优先事务。自今年年初以来（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已有30多个国家以签发出口许可证、征税和直接禁止等措施限制粮食出口。迄今为止，受这些限制措施影响的总出口约占全球卡路里贸易总量的17%，明显高于新冠肺炎疫情和2007年/2008年亚洲食品价格危机之后的水平。我们预计，这一趋势将会持续。

4 可能形成自行强化的周期

粮食出口限制措施可能大幅增加，并蔓延到相关商品，例如代食品（如：大米）或受影响商品的投入品（能源和肥料）。与过去的粮食危机类似的是，这种情况有可能让更多国家认定必须限制重要资源的出口，进而使供应问题进一步恶化。联合国在最新的“粮食展望”报告中发出警告，这种情况“不利于由市场主导的供应应对方法发挥功效；这类应对原本能够遏制2022/2023年度（甚至是下年度）食品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5 对财政账目造成负面影响

某些政府尝试通过发放补贴及其他社会保障政策，以缓解生活成本上涨对家庭的负面影响。例如，墨西哥宣布为汽油和天然气价格设定上限，同时冻结基本食品价格。此外，印度政府将2022年/2023年所有强制性秋收作物的最低支持价格分别上调4.44%至8.86%，以鼓励农民转为种植油籽和豆类等农作物。这些措施当然有其作用，但也要付出代价。尤其是政府在疫情危机期间推出多项财政措施已令国库枯竭之时，代价则更不容小觑。 

6 债务持续增加，部分经济体难以继续承担偿债成本

随着官方融资需求的增加，政府的债券发行量通常也会上升，在经济困难时期更是如此。在常见情况下，这些债务难免进入当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这种发展态势有可能增加负反馈循环的风险，使银行在增长放缓和政府债券价值下跌的环境下被迫收回贷款。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警告，接近60%低收入经济体可能面临债务压力，并预期在未来数月，越来越多国家寻求债务减免。

7 本地货币兑美元贬值，加剧输入性通胀

在美元走强和美元融资成本趋紧之际，本地货币出现贬值，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进口开支正在不断增加。令人忧虑的是，尽管迄今为止全球央行相继收紧货币政策，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实际政策利率仍然过低，无法抵抗贬值压力。与此同时，全球需求下降可能意味着新兴市场出口不能受益于本地货币疲弱时通常带来的经济提振效果。

8 外流资本增加

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升温、地缘政治忧虑加剧、货币政策收紧和通胀居高不下，均对新兴市场的投资流造成沉重压力。2022年7月，新兴市场的资金净流出规模达98亿美元，自3月开始的资金外流情况还在延续。⁴

9 消耗外汇储备缓冲

过去数月，一些新兴市场央行加大出售外汇储备的力度，以抵消资本外流，同时支持疲弱的本地货币汇价。出售外汇储备的金额极高：数据显示，最新一轮出售外汇储备的规模是自2015年人民币贬值及早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以6个月总和为基础）。令人忧虑的是，出售外汇储备会带来与紧缩货币政策相同的效果，因为此举会加强央行早已推行的紧缩政策。

10 国际收支平衡无秩序调整的风险

如果经常账户显著恶化，加上资本流入减少，可能会导致货币贬值和削弱储备缓冲，进而可能形成厄运循环。当用于为经常账户赤字融资（或抵消外流资本总额）的流入资本出现逆转或完全停止时，通常就会发生这类危机。如果无法取得外国资金，经济体的国际收支平衡将无秩序调整，这会引发更严重的衰退。1997年/1998年的亚洲危机和2010年/2012年的欧债危机便是国际收支平衡危机的例子。 

政策启示－央行被迫转趋紧缩

我们明白为何央行与政府不愿意看到食品和能源通胀高企，但供应问题必须从供应层面来解决，而这类解决方案无法立竿见影。与此同时，粮食短缺问题恶化和食品价格通胀仍为供应管道价格带来沉重的压力。

正如我们在最新的《全球宏观展望》中所强调，我们预计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将面临更大压力，除了解决供应主导的通胀外，还要同时应付困扰不少家庭的生活成本危机。如果政策制定者认真处理这个问题，在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和工资上涨之前（以占实际GDP百分比计算），央行的态度将难以转向鸽派。就此而言，政策制定者距离目标尚远，他们可能被迫转向较为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

需要做出坚定承诺和采取具体行动

IMF指出，食品危机逆转了过去两年的发展成果，并警告称导致俄罗斯在1998年拖欠债务的厄运循环可能再次困扰新兴市场经济体。另一方面，世界银行指出，食品价格每上涨一个百分点，便会额外增加1,000万极端贫困人口。世界银行也警告，尽管已经推出1,7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以帮助弱势经济体，但食品危机渐趋严重，可能拖累在2030年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度。除了对经济增长造成重大影响外，食品价格通胀上升也会考验我们（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对广泛的可持续发展所做的承诺，因为这个承诺已经成为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框架的重要社会功能，而我们也共同视之为社会目标。虽然我们必须做出无法皆大欢喜的艰难决定，但这些决定是改革全球体系的关键因素，可以使我们的社会成为重视抗跌力、可持续发展和改善富裕程度的体系。

1 宏利投资管理，2021年2月。我们发现在所追踪的31个主要经济体/地区中，菲律宾、印度、印尼、越南和中国最易受食品价格上涨所影响。相反，澳洲、加拿大、新西兰、挪威和美国则最不受食品价格上涨所影响。 2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截止2022年7月。 3 国家统计局，Macrobond，宏利投资管理，截止2022年8月。 4 国际金融协会，截至2022年8月3日。